鼠疫 by Albert Camus
书摘
问题：怎样做才能不浪费时间？答案：在时间的漫长中体验时间。
我问他，依他之见，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他说他不知道，因为灾难是不可预测的。但如果发生地震，他不会感到惊异。我承认这有可能，于是他问我是否为此而感到忧虑。 “我唯一感兴趣的事，”我对他说，“是求得内心的安宁。” 他对此表示完全理解。
报纸在老鼠事件里喋喋不休，对死人的事却只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却死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报纸只管街上的事。不过省政府和市政府已在开始考虑问题了。但只要每个大夫掌握的病例不超过三两个，便没有人想到要行动。
我可明白，用不着化验分析。我行医之后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大约二十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几例这样的病，只不过当时谁也不敢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很神圣嘛：它说不要惊慌，千万不要惊慌。还有，正如一位同行说的：‘这不可能，谁都知道，瘟疫已在西方绝迹了。’不错，谁都知道，除了死者。
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难以相信那会是灾祸。人世间经历过多少鼠疫和战争，两者的次数不分轩轾，然而无论面对鼠疫还是面对战争，人们都同样措手不及。里厄大夫与我们的同胞一样措手不及，因此我们必须理解他的犹豫心情，理解他为什么会焦虑不安而同时又充满信心。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说：“这仗打不长，因为那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的确太愚蠢，然而愚蠢并不妨碍它打下去。倘若人不老去想自己，他会发觉蠢事有可能一直坚持干下去。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和大家一样，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8]：他们不相信天灾。天灾怎能和人相比！因此大家想，这灾祸不是现实，它只是一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然而，噩梦不一定会消逝，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逝去的却是人，首先是那些人文主义者，因为那些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我们同胞的过失并非比别人严重，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虚，如此而已，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可能对付一切，这就意味着天灾没有可能发生。他们继续做买卖、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如何能想到会有鼠疫来毁掉他们的前程、取消他们的出行、阻止他们的议论？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但只要大难临头，谁都不可能无拘无束。
沉默片刻，里厄说： “细菌能在三天之内引起脾肿大四倍，能使肠系膜淋巴结肿到橙子那么大，摸起来像浓稠的糊状物，这恰恰不容许我们再犹豫下去。各种传染源正在不断扩大。照疫病目前的传播速度，如果再不停止，就可能在两月之内夺去城里一半居民的生命。因此，叫它鼠疫或增长热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你们得阻止它夺去城里一半人的生命。” 里沙尔认为不应该把事情看得那么悲观，再说，这个病的传染性也还没有得到证实，他的几个病人的亲属都还健在。 “但别的病人亲属却有死亡的，”里厄提醒说，“当然，传染并不是绝对的，否则死亡数字就会无限增长，人口减少的速度就会快得惊人。不是悲观不悲观的问题，关键是要采取预防措施。” 此时，里沙尔考虑把当前的形势加以归纳，他提请大家注意，说如果这次疫病不能自动停止，为防止它蔓延，就必须采取法律规定的严厉的预防措施，要这样做，就应当公开承认那是鼠疫，但因尚不能绝对肯定那是鼠疫，所以还需要斟酌。 里厄坚持说道： “问题不在于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严厉，而在于是否有必要采取那些措施以阻止一半市民送命。其余的事属于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我们的体制恰巧规定要有一位省长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当然，”省长说，“不过我需要你们正式认定那是鼠疫流行病。” “即使我们不认定，这次疫病仍然会夺去本市一半人的生命。”里厄说。 里沙尔有点烦躁地插嘴道： “事实是，我们这位同行相信那是鼠疫。他方才对症候群的描述就是明证。” 里厄回嘴说，他描述的不是症候群，而是他亲眼看见的情况。他看见的是腹股沟腺炎、斑点、谵语性高烧，以及它们引起的在四十八小时内的死亡。里沙尔先生是否可以肯定，不采取极严厉的预防措施，瘟疫也会停止蔓延，他是否能对此负责？ 里沙尔迟疑了，他注视着里厄说： “请对我说实话，您是否能肯定那是鼠疫？” “您这个问题提得不对。要紧的不是推敲字眼，而是争取时间。” 省长说： “您的意思也许是，即使算不上鼠疫，也应当采取鼠疫期间要求采取的严厉预防措施？” “如果一定要我有什么意思，那就是您说的这点。” 医生们磋商着，里沙尔最后说： “那么我们必须负起责任，把它当成鼠疫来处理。” 这个说法赢得了众人热烈的赞许。 “这也是您的意见吧，亲爱的同行？”里沙尔问里厄。 “我无所谓什么样的说法，”里厄说，“只是应当承认，我们不该根据一半居民不会送命的假设行事，否则，城里一半的人可能真会遭殃呢。”
格朗甚至曾在烟草女贩子那里目睹了一个奇怪的场面。当时，大家聊天正聊得起劲，女商贩谈到前不久轰动了阿尔及尔的一次逮捕行动。被捕的是一个年轻的商行职员，他曾在某个海滩上杀死一个阿拉伯人。 “如果把这些败类都关进监狱，”女商贩说，“老实人都会松一口气。” 然而她不得不中断说话，原来柯塔尔听到这里忽然焦躁起来，一下子冲出了烟草店，没有一句抱歉的话。格朗和女商贩眼看他飞跑出去，感到莫名其妙。
从那一刻起，可以说鼠疫已成了我们大家的事。在此之前，尽管那一桩桩怪事使众人惊异和担忧，我们同胞中的每一位都还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且这种情况无疑会延续下去。然而，城市一关闭，大家才发现，包括笔者在内，谁和谁都一样，都得设法对付新情况。就这样，原本属于个人的感情，比如，和心爱之人的离情别绪，从最初几周开始，都突然变成了整城居民的共同感情，而且还夹带着担惊受怕——那长期被迫异地分居生活中最主要的痛楚。
我因此他们感受着所有囚犯、所有放逐犯的深切痛苦，这种痛苦就是生活在毫无益处的记忆之中。连他们思考再三的过去也只有悔恨的滋味。的确，他们真愿意给这过去添上他们与正在等待的他或她相处时本有可能做到但可惜并没有做的一切；同样，在他们囚禁生活的所有情况下，甚至在比较满意的时刻，他们都会想到外地的亲人，以及他们在一起时得不到满足的东西。他们对当前心急如焚，对昔日水火不容，而且自身又前途渺茫。这样的人跟那些受到人间的法律或仇恨判定过铁窗生活的人好有一比。结果，要想逃避难以忍受的空虚，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在想象中让火车重新启动，让每个钟头都充满反复鸣响的门铃声，而门铃却顽固地保持沉默。
不过，最重要的是，无论这些流放者的焦虑有多么痛苦，无论他们空虚的心有多么沉重，可以说他们在鼠疫初期仍是幸运的人。实际上，就在百姓已开始感到恐慌的当儿，他们整个心思仍集中在他们等待的亲人身上。在众人陷入困境时，爱情的利己主义保护了他们，仅仅在鼠疫使他们的生离有变成死别的危险时，他们才想到鼠疫。因此，在鼠疫的高峰期，他们也显得心不在焉，这种对健康有益的心不在焉很容易被误认作从容不迫。他们的绝望之情使他们免于惊慌，他们的不幸也有好处。比如，如果说他们当中的某一位也被疫病夺走了生命，那也几乎总是在他无暇提防的时候发生的。他正在坚持同影子进行长时间的内心交谈时，突然被拖了出来，没有过渡，直接扔到一片死寂的另一个世界。他没有时间考虑任何事情。
尽管这些景象已非同寻常，我们的同胞们看上去仍难于理解发生的一切。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如别离和恐惧，但人人都继续把自己操心的私事放在首位。还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发生了疫病。大多数人最敏感的还是打乱了他们习惯、损害了他们利益的那一切。他们为此而不快，而气愤，但这些情绪是不可能对抗鼠疫的。比如，他们最先的反应是责怪当局。
大灾初期和结束时谁都会夸夸其谈一番。灾情开始，人的习惯还没有丧失，灾害结束时，习惯又失而复得了。只是在灾难当中人们才与现实相适应，即是说才会沉默下来。
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造成，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恶意一样造成损害。好人比恶人多，而实际上那并非问题症结之所在。人有无知和更无知的区别，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远见卓识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他问里厄，防疫组织的活动进行得如何。已经有五个防疫队在工作，希望能再建立一些。记者坐在他的床上，仿佛在操心他的指甲。里厄仔细观察着他那缩在床边的粗短壮实的身影。他突然发现朗贝尔也在注视他。 “知道吗，大夫，”朗贝尔说，“我经常在想你们那个组织。如果说我没有同你们一道，那是因为我有我的理由。别的方面，我相信我还是会全力以赴的。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为哪边而战？”塔鲁问道。 “为战败的一方。不过，自那以后，我作过一些思考。” “思考什么？”塔鲁问。 “思考勇气问题。现在，我知道人可以建立丰功伟绩。但如果他不能具有强烈的感情，我对他就不感兴趣。” “大家的印象是，这样的人无所不能。”塔鲁说。 “不对，这样的人不善于受苦，或不善于长久地享受幸福。因此说，他干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事。” 朗贝尔看看他们，接着说： “哦，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目前不能。” “是这样。而您却能为某种理念而死，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而我呢，我对为理念而死的人们感到厌烦。我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那很容易，而且我听说那已经造成大量死亡。我感兴趣的是，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 里厄一直在专心地听朗贝尔说话。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记者，同时温和地对他说： “人并不是一种理念，朗贝尔。” 朗贝尔从床上跳下来，面孔激动得通红。 “就是一种理念，一种短暂的理念，从他背离爱情那一刻就开始变成理念了。确切地说，我们再也不能够爱了。咱们认命吧，大夫。等待变得能爱的那一天吧，如果真的没有那一天，咱们就等待全面解脱，但别扮演英雄。对我而言，也就到此为止了。” 里厄带着刹那间变得厌倦的神情站起身来。 “您说得有道理，朗贝尔，完全有道理，我再怎么也不想让您放弃您要做的事，我认为那是正确的，是好事。但我也有必要告诉您，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哦！”朗贝尔狂热地说，“我不知道我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也许我选择爱情实际上是错了。” 里厄正面对着朗贝尔。 “不，”他有力地说，“您没有错。” 朗贝尔沉思着看看他们。 “你们两人，我猜想你们在那一切里面不会丢失什么。这样，站在好的方面就容易些。” 里厄一口饮尽杯里的酒。 “走吧，”他说，“我们还有事要办。” 他出去了。 塔鲁跟着他，但在走出去那一刻，他好像改变了主意，便转身朝记者走过来，对他说： “您知道吗，里厄的妻子正在离这里几百公里的一家疗养院疗养。” 朗贝尔表示吃凉，但塔鲁早已离开了。 翌日，一到上班时刻，朗贝尔就打电话给大夫： “接不接受我和你们一道工作，直到我有办法出城为止？” 电话线那头默不做声，接着： “接受，朗贝尔。我谢谢您。”
我们的同胞，起码是那些最受离别之苦的同胞对那种景况是否已习惯成自然了？要肯定这一点并不完全正确；说他们无论在精神上或肉体上都饱受枯竭之苦倒更确切。鼠疫伊始时他们还能清楚忆起他们失去的人儿并思念再三。但，如果说他们能清晰地回忆心爱之人的音容笑貌，回忆他们俩事后才意识到是很幸福的某一天，他们却很难想象，当他们回忆往事的那一刻，在天涯海角的亲人能做些什么。总之，在那一刻，他们拥有记忆力，但却缺乏想象力。在鼠疫的第二阶段，他们连记忆力都失去了。并非因为他们忘记了亲人的面容，而是因为——这也一样——那已不再是有血有肉的面容，他们在体内已感觉不到亲人的存在。头几个礼拜，他们还想抱怨，在他们做爱这类事情里，他们接触的只是些影子，后来，他们发现，那些影子还可能变得越来越干瘪，连记忆里保存的最淡的色彩都会无影无踪。经过这漫长的别离期，他们再也想象不出自己亲身经历的那种亲情，也想象不出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曾在自己身边生活，而且自己随时可以用手抚摩那个人。 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已进入了鼠疫时期的正常生活秩序，这种秩序越是不好不坏就越有效力。我们当中已不再有人满怀豪情，谁的感觉都同样平淡。“这一切该结束了。”同胞们说，因为在灾害肆虐时期，希望集体的痛苦早日结束是很正常的，也因为他们的确在希望苦尽甘来。然而，谈论这一切既没有热情，也没有最初那种激烈的愤懑情绪，只有大家还保持着的一点儿清醒的头脑，而这清醒的头脑也很贫乏。头几个礼拜那种猛烈的激情被一种沮丧的情绪替代，把这种沮丧情绪看成逆来顺受可能犯错误，但它却真是一种临时性的认同。 我们的同胞已循规蹈矩，就像有人说的，他们已适应了，因为他们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对不幸和痛苦还有自己的态度，但谁也感觉不到最尖锐的痛苦了。此外，比如里厄大夫就认为，上述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从前，远隔天涯的人们并非真不幸，在他们的痛苦里还有一线使人感悟的光明，但这一线光明已然消逝了。如今，只见他们待在街角，待在咖啡馆或朋友家里，平静而又心不在焉，眼神显得那样无聊，以至整个城市因为有了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座候车大厅。那些有职业的人也是照鼠疫的样子在干活，小心翼翼，不露声色。所有的人都显得谦虚谨慎。受别离之苦的人们第一次不忌讳谈起远隔天涯的亲人，第一次不厌烦用众人的语言讲话，并从瘟疫统计的角度来审视他们的离别。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怯生生地避免把自己的痛苦和集体的不幸混淆起来，如今，他们已接受了这种混淆。没有记忆，没有希望，他们在现时里安顿了下来。事实上，他们的一切都变成了现时。很有必要提一提，鼠疫已夺走了所有人谈情说爱甚至交友的能力。因为爱情要求些许未来的曙光，而对我们来说，只存在当前的瞬间。
在一周接一周的没完没了的日子里，这至少是同离情别绪一起使里厄大夫心神不安的一些想法。他看到这类想法也在他的朋友们脸上反映出来。所有持续进行抗疫斗争的人都逐渐心力交瘁了，然而，这种心力交瘁最危险的后果还不在于他们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以及别人的喜怒哀乐无动于衷，而在于他们听任自己漫不经心、疏忽大意。原来，他们已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凡是他们认为并非绝对必要的行动，以及他们自以为力所不及的事，他们都退避三舍。结果，这些人竟越来越忽视他们自己制定的卫生规则，而且忘记了他们自身消毒的众多规定中的某些条款，有时甚至在没有采取预防传染的措施时就赶到肺鼠疫病患者那里去，因为他们都是在最后的节骨眼儿上被叫去感染者家里的，他们赶去之前就觉得疲惫已极，无力再转到某个地方去滴注必要的预防药物。这才是真正的危险，因为正是同鼠疫进行的斗争使他们成了最易受感染的人。总之，他们是在赌运气，而运气并非属于每个人。
“我想和您谈谈。”朗贝尔说。 “您要是愿意，我们可以一道出去。您去塔鲁的办公室等我。” 不一会儿，朗贝尔和里厄坐进里厄的汽车后座，由塔鲁开车。 “快没有汽油了，”塔鲁在启动车子时说，“明天我们得步行。” “大夫，”朗贝尔说，“我不走了，我想留下跟你们在一起。” 塔鲁不动声色，继续开他的车。里厄似乎还没有摆脱疲劳。 “那她怎么办？”里厄用低沉的声音问道。 朗贝尔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当然还坚持过去的看法，然而，假设他真一走了之，他会感到羞愧。这会妨碍他热爱自己留在那边的亲人。但里厄挺直身子，用坚决的口气说，这太愚蠢，而且，选择爱情，毫无羞愧可言。 “不错，”朗贝尔说，“但如只顾自己的个人幸福，就可能感到羞愧。” 在此之前一直缄默着的塔鲁头也不回地提醒他们说，假如朗贝尔有意和大家有难同当，他就很可能不再有时间去享受爱情。必须作出选择。 “问题不在那里，”朗贝尔说，“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没有人答话，朗贝尔显得不耐烦了。 “再说，你们也都清楚这个道理！否则你们到这个医院做什么？那么你们自己是否也作了选择，是否也放弃了幸福？” 塔鲁和里厄都还没有回答。静默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接近里厄的家那一刻，朗贝尔才又一次提出他最后那个问题，而且提得更有力。只有里厄朝他转过身来。他费力地挺直身体，说： “原谅我，朗贝尔，这个问题我说不清楚。既然您有这个愿望，您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干吧。” 汽车突然一偏，打断了他的话。随后，他凝视着前面，继续说：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抛弃了我之所爱。” 他又重新把身子靠在坐垫上。 “这是个事实，如此而已，”他用厌倦的口气说，“让我们把这事实记录下来，从中得出结论吧。” “什么结论？”朗贝尔问。 “噢！”里厄说，“人不能够又治病，同时又知道一切。那我们就尽快治愈别人吧。这是当务之急。” 午夜，塔鲁和里厄给朗贝尔画他受命调查的那个街区的地图，这时，塔鲁看了看手表。他抬起头，正好遇上朗贝尔的目光。 “您通知他们了吗？” 记者避开他的目光，费劲地说： “在我来看你们之前，我已经叫人送去了一张字条。”
这里可以举一个同胞们滥用预言的例子。原来，还是在春天时人们已经在等待鼠疫在短期内结束，谁也没想到去问问别人瘟疫可能延续的准确时间，因为所有的人都相信不会再延长了。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便开始害怕这倒霉的疫病会没完没了，于是，鼠疫停止一下子成了人们的愿望。占星术士的预言或天主教堂圣人的谶语便在居民中传递开来。城里的印刷厂老板们随即发现，在这种迷恋中有利可图，便大量发行那些流传的预言和谶语。当他们发觉百姓的好奇心漫无边际时，他们便派人去市立图书馆翻阅野史轶闻所能提供的一切证词和资料，随即在城内发行。当史书里再也找不到预言之类的东西时，他们便向一些记者订货，起码在这方面，那些记者的能耐不亚于他们历代同行中的楷模。 某些预言甚至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各家报纸上，而且读者争相阅读的热情不亚于太平时期他们迷恋言情小说。有些预测建立在荒诞的计算基础上，其中包括当时年代的千位数、鼠疫病人的死亡人数、鼠疫持续的月数。还有些预测将此次鼠疫与历史上多次大鼠疫进行比较，找出其中的共同点（预测称之为常数），再通过同样荒诞的计算，硬说从中可以得到与今次鼠疫有关的教益。但无可否认，其中最受公众好评的当属此类：这种预测用充满隐喻从而难以理解的语言预告即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且其中每一件都有可能使本市遭受苦难，而这些事件的复杂性又会引来各种不同的解释。于是，人们天天向诺查丹马斯[18]和圣女奥蒂尔[19]求谶，而且收获颇丰。此外，这些预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结论所具有的宽慰性。唯独鼠疫宽慰不了人。
您能听到他们讲，这场鼠疫过后，我要干这事，这场鼠疫过后，我要干那事……他们非但不过安稳日子，反而毒化了自己的生活。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利益都闹不清楚。就拿我为例，我怎么能说：我被捕之后，要干这事呢？被捕是个开端，而不是终结。至于鼠疫嘛……您想听听我的看法吗？他们那么不幸，是因为不能顺其自然。我这可不是随便乱讲。’”
然而，由于食品日益短缺，还可能在其他方面引起忧虑。投机活动猖獗起来，一般市场紧俏的生活基本食品，有人以天价倒卖。这样一来，穷苦人家生活就异常艰难，而富有家庭几乎什么也不缺少。按说，鼠疫司职不偏不倚，卓有成效，本可以在我们同胞的心中强化平等，不料正相反，它通过自私心理的正常作用，在人心中加剧了不公正的感受。当然，最后还有无可挑剔的平等，即死亡，但是这种平等，谁也不愿意争取。
尽管如此，在整个一月，我们同胞的反应还照样矛盾重重。确切说来，他们在兴奋和沮丧两端跳来跳去。正因为如此，就在统计数字最有利的时候，有必要记录几次新的潜逃的企图。而且，企图逃出城去的人大多数成功，这大大出乎当局的意料，也让守城的哨兵相当震惊。其实，到了这种时候，这些人还逃跑，完全受感情冲动的驱使。他们中间一些人的心里，已由鼠疫深深植下了一种怀疑主义，不能自拔了，再也没有希望的容身之地。即使鼠疫流行期已经过去，他们还继续遵循鼠疫的规则生活，自然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主要属于饱受离别之苦的群体；此前跟他们所爱的人天各一方，长期分离，陷入幽闭的沮丧之中；一旦刮起希望之风，他们心中便燃起一种狂热和急躁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一想到目的近在咫尺，自己也许未达目的之前便丧命，再也见不到心爱的人，长期忍受的痛苦也得不到补偿了，他们就不禁惊慌失措。在长达数月期间，他们不顾监狱和流放式的生活，默默地坚守，顽强地等待，讵料希望的曙光初现，就足以摧毁连恐惧和绝望都无可奈何的一切。他们不能跟随鼠疫的步伐走到最后时刻，而要像疯子那样冲到前头。
夜晚没有搏斗，只是一片寂静。在这与世隔绝的房间里，里厄感到一种令人惊诧的静谧，在这具已经穿好衣服的遗体上方飘浮，而这种静谧，在许多天之前的一个夜晚，在有人冲击城门之后，也曾出现在高踞鼠疫之上的屋顶平台的上空。就在那时候，里厄便已经联想到他眼睁睁看着死去的一些人床上升起的这种寂静。到处都是同样的暂停，同样庄严的间歇，总是战斗之后的同样的平静，这便是失败的静默。然而现在笼罩着他朋友的沉寂，显得密不透风，同街道和解脱了鼠疫的城市的静寂那么相得益彰，里厄由此清楚地感到，这是最后一次失败，而这次失败终结了战争，将和平本身变成一种永难治愈的伤痛。大夫不知道塔鲁最终是否找回安宁，但至少此时此刻，他自信已经了解，他本人永远也不可能安宁了，正如失去儿子的母亲、埋葬朋友的男人那样，永远也不会有休战的时刻了。
同样，他在塔鲁身边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今天晚上，塔鲁去世了，他们的友谊却没有时间真正经历一番。塔鲁出局了，正如他自己讲的。但是他，里厄，又赢得了什么呢？他所赢得的，仅仅是认识了鼠疫并可回忆，了解了友谊并可回忆，体验了温情，而且有朝一日也成追忆。在同鼠疫博弈，同生活博弈中，人所能赢的，无非是见识和记忆。塔鲁所说的“赢局”，也许指的就是这一点！
赢局，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被剥夺了希望，仅仅带着自己的见识和记忆去生活，日子该有多么艰难啊。塔鲁恐怕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他已经意识到，一种没有幻想的生活该是多么枯燥乏味。没有希望，就谈不上安宁，而塔鲁不承认人有权处死任何人，可又知道谁都可能情不自禁地判处别人死刑，甚至受害者有时也会成为刽子手。因此，塔鲁五内俱裂，生活在矛盾之中，从来就没有萌生过希望。莫非为此缘故，他才要当圣人，通过为别人服务而获取安宁吧？老实说，里厄无从知晓，这也并不重要。塔鲁在他的记忆中，只留下双手紧握方向盘为他开车的形象，或者这副厚重的身躯，现在躺着不动的形象。一种生活的热情和一副死亡的模样，这就是认识。
在这火车站的站台上，他们开始了私生活，但相互交换眼色和微笑，仍能感到他们这个集体。不过，他们一望见火车冒的黑烟，流放感就当即烟消云散，沐浴在如醉如痴的欢乐中了。等列车一停稳，以往经常在这同一站台上无休止的分离，一瞬间便结束了，正是在这一瞬间，他们又狂喜又贪吝，手臂紧紧搂住他们已忘记鲜活形状的躯体。且说朗贝尔，未待他看清楚，朝他跑来的身影就扑进他怀里。他抱住她，将她的头紧紧搂在胸前，只看得见熟悉的头发，不由得流下眼泪，却不知道是为眼前的幸福，还是为过久压抑的痛苦而抛洒，但是至少可以肯定，泪水会阻止他查验埋在他肩窝的这张脸，是他朝思暮想的面容，还是一张陌生女人的脸。等一会儿就能见分晓，他怀疑得是否有道理。不过眼下，他要跟周围所有人一样，摆出相信的样子，鼠疫尽可以扑来，再撤走，人是不会因此而变心的。 于是，亲人相拥着各自回家，视而不见周围的世界，表面上战胜了鼠疫，置之不理一切苦难，置之不理同车来的人还有的不见一个亲人，准备回家确认久无音信已经在他们心中滋生的忧惧。对于这些只能与新痛相伴的人，还有此刻正在怀念逝者的人，情况就截然不同，离别之恨便达到了顶峰。这些人，无论是母亲、丈夫、妻子还是情人，随着丧失了亲人，也丧失了一切快乐：亲人现已混杂在群葬的尸坑里，或者掺杂在一堆骨灰中，这就是永远的鼠疫。
总之，映入里厄大夫眼帘的，正是这样一番景象。傍晚时分，他独自出门，走在震耳欲聋的钟声、炮声、乐曲声和欢叫声中，要前往城郊街区。他继续出诊，患者没有假日。城市在绚丽而明净的晚照中，又冉冉升起昔日烤肉和茴香酒扑鼻的香味。周围尽是仰天大笑的面孔。男人和女人，都勾肩搭背，一张张脸火红火红，那么心荡神迷，张扬着欲望。是的，鼠疫结束了，恐怖也随之消逝，这些挽在一起的手臂确实表明，从词义的内涵讲，鼠疫就曾意味流放和分离。 几个月以来，里厄在所有行人脸上看到的这种亲如一家的神情，现在他第一次能够命名了。此刻环视周围就明白了。所有这些人，熬到了鼠疫结束，生活困苦，缺衣少食，最终都穿上了他们早已扮演的角色，即移民的服装：首先是那张脸，现在还有服饰，表明他们离开了故土，远在他乡。从闹鼠疫而关闭城门的时候起，他们就完全生活在离别的境况中，得不到能使人忘掉一切的这种人间温暖。在城中各个角落，这些男人和这些女人，都程度不同地渴望过团聚，虽然每人要团聚的性质不尽相同，但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大部分人都曾向远别的一个人，竭尽全力呼唤一个肉体的温暖，缠绵的柔情，或者原来的习惯。有些人往往不知不觉，忍受着置身于人的友情之外的苦痛，他们再也不能通过诸如通信，乘火车、轮船出行等寻常途径与人联谊。还有少数人，也许像塔鲁那样，曾经渴望同某种东西相聚合，而这种东西，他们又无法界定，但似乎是他们唯一渴望的福运。既然没有别的名称，他们有时也就称之为安宁。 里厄一直走着，越往前走，周围的人越密集，也越喧闹，他仿佛觉得他要去的城郊街区相应往后退去。他逐渐融入这个甚嚣尘上的巨大群体中，越来越理解他们的呼喊，至少呼喊出他的一部分心声。是的，大家同患难，无论肉体还是心灵，都经历一段艰难的空白，一段无法弥补的流放，一种从未满足的饥渴。尸体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伴随着救护车的铃声，通常称为命运所发生的警告，还有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内心激烈的反抗，在这中间，一种巨大的喧闹声不断地传布，警示这些惊恐万状的人，告诉他们务必返回他们真正的家园。对他们所有人来说，真正的家园就在这座窒息的城市的城墙之外，在山峦上芬芳的荆棘丛中，在大海上，在自由的地方和爱情的分量里。他们正是想要回到真正的家园，回到幸福中，厌恶地避开其余的一切。 至于这种流放、这种团聚的渴望，究竟可以赋予什么意义，里厄却无从知晓。他一直往前走，各处被人拥来挤去，不断有人打招呼，渐渐走到不大拥挤的街道，心里不免私忖，这些事有没有意义并不重要，只应该看准符合人的希望的东西是什么。 里厄从此便知晓，是什么回答了人的希望，他走进城郊头几条几乎冷清的街道，就看得更加清楚了。那些只看重自己那点东西的人，仅仅渴望回到他们爱情的安乐窝，有时真就如愿以偿了。当然了，他们当中一些人，仍然孤孤单单，继续在城中游荡，再也见不到他们等待的人了。没有两次遭受离别之苦的人，总算是幸运者，而有些人则不然，他们在瘟疫之前，没有一下子建立起情爱甚笃的夫妻关系，又多年盲目追求十分勉强的和美，结果情不投意不合反成了冤家。这些人也跟里厄一样，轻率地把希望寄托在时间上，不断地，他们的分离遂成永诀。不过，还有一些人，就毫不犹豫地找到了他们离别而以为失去的人，譬如朗贝尔，这天早晨里厄跟他分手时还对他说：“鼓起勇气，现在这样才是对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会感到幸福。现在他们知道了，这世上如果还有一样东西，人总是渴望，有时也能获得的话，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但凡有人追求超越人的，连他们本人都想象不出来的什么东西，那就根本没有答案。塔鲁似乎重返他曾谈论的难得的安宁，然而，他仅仅在死亡中才找见了，到了这种时刻，安宁对他也毫无用处了。里厄看到在夕照中，站在门口紧紧相拥的人，相互凝视，彼此传递着欲火，如果说这些人已经如愿以偿，那也是因为他们想要的正是唯一取决于他们自身的东西。里厄拐进格朗和科塔尔居住的街道时心里便想道，这些人只求平凡做人，满足于自己那种可怜而又可厌的爱，他们至少时而得到欢乐的酬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别人说：‘这是鼠疫，我们闹了鼠疫。’差一点，他们就会申请授勋了。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
官方欢庆的第一批烟花，从昏暗的港口腾空而起。全市居民长时间欢呼声隐隐传来。科塔尔、塔鲁，以及里厄曾爱过并失去的那些男子和那个女人，他们无论死去还是有罪，此刻全被人忘却了。这位患病老人说得对，人始终是老样子。不过，这正是他们的力量和无辜所在，里厄超越一切痛苦，还是从这两方面同他们会合了。欢呼声持续不断，一阵高似一阵，久久回荡在平台的脚下；五彩缤纷的烟花在天空绽放，也越来越密集了，于是，里厄大夫决定撰写到此结束的这部纪事，以免跻身沉默者的行列，旨在挺身做证，为鼠疫的受害者说话，至少给后世留下他们受到不公正和粗暴待遇的这段记忆，也旨在扼要谈一谈在这场灾难中学到什么，即人身上值得赞美的长处多于可鄙视的弱点。 然而他也明白，这部纪事不可能是最后胜利的纪事。本书仅仅见证了在危险关头，人们不得已做了些什么，同时也表明，今后再遇到类似情况，还应该做些什么：所有当不成圣贤，又不甘心横遭灾祸的人，当然要将个人的伤痛置之度外，努力当好医生，抗击瘟神及其武器乐此不疲制造的恐怖。 里厄倾听着从市里飞扬起来的欢乐喧声，确实念念不忘这种欢乐始终受到威胁。因为他了解这欢乐的人群并不知晓的事实：翻阅医书便可知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被褥中休眠几十年，在房间、地窖、箱子、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死去，给人带去灾难和教训。